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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 報導於經典雜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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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 報導於 "經典"雜誌

從義診看見人生

斯里蘭卡的大雨一下都是好一陣子。大雨在室外淅淅嘩嘩直直落下,我和一群牙醫身在室內,卻沒能倖免於難。屋外溼淋淋的地面,像是沒有界線,直接延伸到屋內。

雨來了,至少還能找個小角落棲身躲雨,但對我們這群"路竹會"義診活動而來到斯里蘭卡的牙醫來說,最難忘的挑戰,恐怕不是一場雨可以比擬的。

抵達斯里蘭卡的時節正逢冬季,早晚天氣很冷,再加上投宿的地點沒有熱水器,只能每天以冷水澡匆匆打發。房間數量不夠,我們也只能克難地找個空位,攤開睡袋就睡。我們也曾經差點兒住在一邊洗澡,一邊抬頭就能望見月亮的露天區。

在這樣簡陋的環境下,有時忍一忍,倒還能因陋就簡,不以為意,反正只要有了鋼杯和睡袋,再帶著忙碌了一天的睡意,照樣可以度過深夜。

唯有斯里蘭卡境內三不五時,亳無預警的停水與斷電,才是我們這群牙醫真正的大敵。因為,牙醫師是需要設備的,沒水與沒電的情況下,衛生清潔等問題跟著接踵而來,這種情況只會讓一群醫師瞬間英雄無用武之地。

身為一位牙醫,也是一名醫學教育工作者,為什麼不待在診間裡,課堂上,一樣可以行醫濟世,非得要參加民間的服務團"路竹會",跟著另一群醫療志工朋友,千里迢迢地飛去異國,在陌生的土地上,為一群陌生人略盡微薄心力?

故事得從我的學生時代說起。當我還是醫學院學生時,每年的寒,暑假,我都會上山去做醫療服務,但那時我還是個學生,只能跟著在一旁協助衛教宣導以及資料普查。

那個年頭,正是山地雛妓問題受到社會矚目的年代。那些我在山上見到的小朋友,我發現他們有著年齡不該存在的世故,越世故的小孩,越能侃侃而談他或她那爹爹不在家,媽媽拋棄家的身世。

數世過後,台灣經濟穩定,健保制度漸趨完善,雖不敢說山上的家庭都完全受到了照顧,但幸好有巡迴醫療,回鄉開業等等醫療宣導,多多少少吸引醫師上山服務,才讓山上的環境跟著改變。

 畢業後,我前往國外求學,二00二年,我拿到學位回到台灣,當了老師,成為牙醫,而我在工作之外,也想重拾學生時代的義診服務。

就是這個念頭,開啟我與"路竹會"的接觸。此時,我是個具正式資格的醫療人員,我知道,這一次,我能貢獻的心力,將會和多年前有所不同。

我第一次參與"路竹會"的醫療志工就是去斯里蘭卡。出發前,我對這國家一無所知,只知道那裡是"世界衛生組織"(WHO)發布世界上蚊子最多的地方,必須小心瘧疾。

我也只從國際新聞上得知,斯里蘭卡飽受內戰之苦,境內北方在"泰米爾之虎"(Tamil Tiger)游擊隊占領下,似戰非戰的內戰打打停停持續好幾年。游擊隊封鎖了北部及東北部地區,企圖尋求獨立自治。

前往陌生國度義診

二00四年的冬天,我帶著斯里蘭卡的各種想像,終於跟著義診團來到這陌生的國度。我們整團南北移動,進入當地監獄以及山區,甚至扺達北部"泰米爾之虎"占領的難民營。

在這樣的國家內,想要有舒適點兒的硬體與軟體設備,本來就有點遙不可及,但在這樣克難的環境裡,對參與的志工來說,似乎也沒造成太大困擾。

一伙人同樣早上準備梳洗,同樣每天展開忙碌的義診工作,大家亳無怨言,彷彿已融入這裡的生活型態。一般來說,尚未邁入已開發國家的地區,衛生教育的觀念普遍還不完整,類似發展基礎建設以及推動普及教育,這些能夠創造國家未來價值的目標,也常常排在衛教之前。

即便斯里蘭卡也面對這種取捨,但我仍在服務過程中,看到這個國家在衛教方面充滿希望的一面。

或許,這和他們有牙醫學院,也有正式的醫師,人口數量還沒有像鄰國印度一樣達到爆炸狀態,加上英國殖民時期的體制建設,以及佛教的長期影響有關。

只可惜,這個國家內戰不斷,使已經建立好的基礎建設容易遭到破壞;政局不穩造成國家未來景象不明。

這些現場的感受,讓我在進行醫療服務時有很大的感觸。在第三世界義診其實並不容易,由於有些國家有一定的危險性,可能會遭遇搶劫,詐騙或各種因路況不明而發生的交通問題,更有可能會發生攜帶的物品,到了現場才知道無法攜入,或是根本不歡迎外國人進入特定區域。

因此,志工除了服務的熱忱之外,面對突發狀況能夠掌控局勢,臨危不亂並隨機應變,同樣非常重要。當我們有機會回饋給世界的同時,也要記得有能力將資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。

對牙醫來說,醫療資源與經濟缺乏的地區,有時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當地人民少了照料牙齒的機會。

齒科醫學的發展需要經濟去支持,當那兒的人民沒有錢的時候,想的先衣食無缺,圖個溫飽,唯有政府經濟好些時,才會想到加強個人衛生教育和其他國家發展議題一樣不可偏廢。

然而,食物是無遠弗界的,隨著資本主義深入發展中國家,各種飲食也跟著進到牙齒保健觀念尚未普及的地方。

至於牙刷,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,使得牙刷不是每個人都能負擔得起的奢侈品。在餓肚子的環境裡,誰會把口腔衛生放在腦子裡?只能任由蛀牙成為當地的公衛問題,而這種景況在熱帶國家更是嚴重。

明知改善情況受各種主,客觀條件影響,也明知心意微薄,我仍想盡力地和其他志工去那兒。當地人可能有機會看到其他領域的醫療團,但是很難得會有牙醫師,揹著器具翻山越嶺去看他們。我想,至少我可以盡這樣一分心。

這種心情,在聽聞二00四年南亞海嘯中受創的斯里蘭卡點點滴滴時,感受更是深刻。

我們是當年十一月的時候在斯里蘭卡義診,十二月發生海嘯後,"路竹會"又立刻緊急組團到當地。我是牙醫師,對於這樣重大的緊急事件比較使不上力,所以並沒有被徵召。但是聽說當時我們曾經去過的南邊海岸監獄,在天災中都被沖毀,造成死傷無數。

義診,跨國友誼的開始

緊急救援團前往的是偏遠的東部,是海嘯重創最大,且都是貧困的難民營區域。那一區沒有鐵路,交通不便,不是西方人常跑的南方度假海岸。

因此,多數的外國媒體誰也不會刻意去那兒拍攝報導,也沒人會想到翻山越嶺,搬著救災資源,跑去那兒關心災民。

但是,"路竹會"的醫療志工就是本著一種何處有需要,我們就會去那裡的精神全力以赴。

由於"路竹會"在斯里蘭卡持續經營了數年,在當地結交到不少朋友。現在,偶爾聽說我們的友人在內戰中遇難了,真的是不勝欷噓。

斯里蘭卡義診行是我參加海外醫療志工的第一步,之後,我則陸續參與了柬埔寨,厄瓜多爾和印度的義診,每個地點各有不同的感受。

在柬埔寨的時候,我們曾經從首都金邊(Phnom Penh),從白天到深夜一路搭車前往波貝(Poipet),捱到早上五點好不容易扺達,才看到曙光,八點就接著上工,整團的人沒有人喊苦,大家立即回房梳洗,又立刻出來準備義診。

在厄瓜多爾,更有一名志工阿嬤,都已經年近七十,為了要幫我們翻譯,自始至終都跟著我們全團前進。熱心的阿嬤忙前忙後不說,還張羅點心給我們吃。我沒有看到她喊苦,我們這些年輕人,又哪有資格喊累呢?

從南亞到美洲,歷經了不同階段的服務心得,我常在想,資金與資源在各種限制下,不一定會流向最需要的地方,此時,親自將醫療資源送到那些難以送達的地方,變得同樣重要。

這一路上,因為大家都有這個信念,所以沒有人喊苦,每一個人都帶著滿滿的愛來到陌生的地方,又滿載著感動離開,我想,這就是人生。

一場九二一大地震,將我帶進醫療志工的服務行列。

在那一場天搖地動的災難中,許多人頓時失去家園與親人,當時的我,也只能和大多數的人一樣盯著電視,同情之心溢於言表,卻愛莫能助。

當時有不少醫護人員投入救災行列,雖然我是個合格的醫檢師,也算是醫療從業人員,但我不免也像一般人有著同樣的疑感:義診應該只需要醫生與護士,我只是一位醫檢師,會有機構接受我,讓我能在義診中貢獻心力嗎?

帶著這樣的疑感,促使我開始搜尋醫療志工的相關資訊。最後,我選擇加入"路竹會"的行列,而且還是以醫檢師的身分參與服務。

志工重視團隊合作

我從"路竹會"的全年行程表中,挑選了兩天一夜的嘉義阿里山鄉義診服務作為開始。

我一個人單槍匹馬,帶著鋼杯與睡袋等簡單裝備,依照約定的凌晨三點集合時間,來到台灣大學校門口報到。我帶著不安與莫名的興奮,在路燈暈黃的光線下,完成報到手續後,隨即和一群志工上路。

大約早上七,八點,我們到了第一站新美部落,隨即展開作業。先由會長指示各個部門的工作區域,分為掛號,牙科,醫師看診,檢驗及藥局。大家很有默契地先是幫忙卸貨,各組所屬人員接著將箱內的器材陣仗排開,不一會兒功夫,一間迷你但五臟俱全的小醫院儼然而生。

兩天一夜的義診中,我跟著經驗豐富的前輩,學習檢驗儀器的使用操作,以及整個義診的動線流程。看診的同時,另一邊炊事組的志工們也沒閒著,開始為我們辛苦地準備午餐。

只要用餐時間一到,美味佳餚就會準時端出,飯,菜,魚,肉還有湯,一應俱全。其實,料理由所用到的鍋碗瓢盆等炊具,也都是大家從"路竹會"的倉庫裡搬出來,一路扛上山。

初次國內義診後兩個月,我就接到會長的邀約,他邀我一起到中美洲的海地以及多明尼加,進行跨國性的醫療服務。這時我才知道,原來,我也能在海外服務上發揮力量。

這是我第一次將義診的觸角延伸到國外,在這次的任務中,我負責檢驗的工作,由於我是此團唯一的醫檢師,在團體裡的志工資歷也不多,心裡的不安與自我期許所帶來的壓力可想而知。

在前輩們的幫忙下,出發前的準備作業大致順利。由於考慮到即將前往的國家大多屬於開發中國家,可能會面臨到一些傳染病及營養不良的問題,所以我們將各類傳染病的快速檢驗試劑,以及血紅素的檢測,作為這次準備的重點。

在肝,腎功能指數分析方面,我們準備了一台羅氏桌上型的乾式生化儀。離心機與顯微鏡則可以用來做尿液的常規檢查與糞便寄生蟲卵篩檢。再加上血醣,尿酸及血指可快速篩檢,用來監控糖尿病病人血醣的掌上型小儀器(俗稱One Touch)。估計三大箱的檢驗箱可以提供當地民眾多達五十項的檢驗服務。

還好,最後在台商會副會長張崇斌醫師的協助辶下,派人至當地藥局採買,才得以解決耗材短缺的窘境。

駐紮海地的期間,我們常常借住在海外工程公司所提供的工程師宿舍。該公司的副總張仕錡謙虛地告訴我們,志工們住在以木板隔間的宿舍,使用只能洗冷水澡的設備,充其量只能算是工寮,還盼望我們能多多包涵。

其實,在海地這樣動盪不安的惡劣環境下,能找到一個有警衛全天候配槍站崗的棲身之所,還有冷氣,專人洗衣,有網路還能打國際電話回家報平安,在這樣優渥條件的環境下,讓團員們在辛苦工作之後能安心地一夜好眠,殊不知大伙的心裡,早已是滿心的感謝。

在海地,由於教育的程度普遍較低,文盲的比例居高不下。可想而知,當地在傳染病的預防宣導上更是難以推動。根據我們實際的抽血檢驗發現,當地民眾罹患愛滋病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。

許多病患甚至已經出現了愛滋的典型症狀。從他們虛弱的身形與分布在全身的淡紫色斑塊,不難看出病毒正肆無忌憚地侵蝕著他們的生命。

在海地設廠的廠商,在看到我們實際分析出來的檢驗數據後,表示希望我們能為他們公司所聘僱的海地員工,進行全面的愛滋篩檢。公司的主管私下透露,為顧及其他同仁的安全,一旦發現患病員工,可能會間接以其他理由資遣該員工。當地的生活環境惡劣不說,失業的他們,往後的日子又該何去何從?

看著他們從我手中領走報告時,還回報我感恩的微笑,我的內心其實很沉重。因為,我似乎是那個能決定他們下半輩子命運的劊子手。

義診當然不是只有揮汗與付出,每天收工後,就是團員們增進彼此感情,享受片刻休息的自由時間。

在多明尼加,每天三餐都是由台商夫人們幫我們準備中式佳餚,雖然稱不上山珍海味,但有熟悉的家鄉味。有時在晚餐時刻,再配上該國銷售第一的總統牌啤酒,總能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後融化我們疲憊的心。

需要在哪,關心就在哪

趁機感受當地的生活風俗,也成了義診工作以外的樂趣來源。像是如廁方便這等在台灣算是非常稀鬆平常的事情,場景一換到在荒涼又沒水沒電的非洲時,一切卻又都變得大不相同。

我們的經驗是在芧廁裡拿塊木板堵住糞坑,每個人限量分配一桶水,戴上頭燈,一邊胡亂地將水往身上潑。當然,你也可以放棄領水洗澡的權利,直接鑽進舒服的睡袋裡!像這樣將一切的生活本能回歸到原始,想來也是義診吸引我這個都巿小孩的原因之一吧。

我常想,是什麼因緣際會,讓這麼多有志一同的人在此相遇?又是怎麼樣的原因,讓這麼多人願意犠牲休假,自掏腰包付團費遠渡重洋,來到陌生的國度,幫助這些不同語言,不同膚色甚至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?

我曾經試圖從每一張陌生的臉孔,去猜想每個人的動機,我想,是那份實質付出後內心所得到的踏實感吧。那種"被需要"的感覺不僅僅給自己一次又一次正面的肯定,也是讓我想持續參加義診的動力來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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